內蒙“風馬”寄托吉祥如意

所謂“風馬”，是指蒙古民間盛興過的立桿飛揚或張貼室內，拓印在白布和紙上的駿馬圖。“風馬”一詞，蒙古原文為heimori。在蒙古語中“hei”即氣體或風，“mori”即馬。因此一般直譯為“風馬”，也有譯作“天馬”的。不過，heimori的真正含義卻比其表面圖案深遠，是人們對命運吉祥如意的寄托，也就是“運氣”或“命運”的象征物。所以也可以譯成“命運之馬”或“幸運之馬”。 敬仰“風馬”的風氣，不只是盛行于伊克昭盟地區，其它地區的蒙古人當中曾經也有過這個習俗。迄今為止，人們所收集到的“風馬”圖形有兩種，一種是反映蒙古族宗教生活的，—種是反映蒙古族生產活動的，附印在上面的文字都是藏文。目前，人們常介紹的是反映宗教生活的“風馬”(如圖所示)，也就是當今鄂爾多斯蒙古人門前旗桿上懸掛的那一種。它的圖案正中是揚尾奮蹄、引頸長嘶的駿馬，馱著如意瑰寶飛奔;駿馬上方是展翅翱翔的鯤鵬和騰云駕霧的青龍;駿馬下面是張牙舞爪的老虎和氣盛血涌的雄獅。這五種動物以不同的姿態和表情表現了它們勇猛威烈的共性。人們把這個圖案拓印在十余厘米見方的白布或白紙上，張貼于墻壁，懸掛在旗桿上，或拿到高山迎風揮撒，讓風把它帶到遠方。不管取何種形式，其意義實質上都一樣，人們希望自己的前途像乘風飛騰的駿馬一樣一帆風順。 說起“風馬”的來源，我區有些研究家認為，它是蒙古民族的偉大創造，是在蒙古地區土生土長的故俗。并且認為黃教傳入蒙古地區后，對其作了某些改動，如增加藏文內容等，但它的圖形仍然是蒙古“隆當”原來的圖案，沒有任何改動。然而這種說法是不足為據的，因為蒙古文化史告訴我們這種事實是不存在的。首先拿他們引以為據的“隆當”這個詞來說，就不是蒙古語，而是“風馬”藏語名稱“龍達”的不同音譯。在藏語中“龍”即“風”，“達”即“馬”蒙古語heimri是藏語“龍達”的意譯。至于在蒙古民間盛行的“風馬”圖及其畫面上的藏文，顯然也不是黃教傳入蒙古地區之后，對蒙古“故俗風馬”進行改變或增減其內容時加上去的。實際上，它是按其本來面貌傳入蒙古地區迎的雪域文化。因此，我們有理由肯定此物不是蒙古人的發明，而是隨著喇嘛教傳播到蒙古地區后，被蒙古人吸納和接受的藏族習俗。 那么“風馬”的發明者是不是藏民族呢?也不是。據藏族學者的報道，根據藏文古籍記載，藏俗“龍達”的發明者，是一個名叫貢則尺杰加布的人。貢則是孔子的藏語音譯，尺杰加布是藏族學者贈給孔子的溢號，意思是“智慧大王”。據此，人們不無道理地認為，孔子曾任過從事巫、史、禮、卜等“儒”職，他有可能曾將馬牛之類畫在紙上，作為犧牲的代用品燒化，以祭祀死者，由此發明了“龍達”。據說，“龍達”剛傳到西藏時，也是作為給死者的祭品而火化。后來才不再作祭品燒它，讓它乘風而去在空中自由翱翔，成為祝愿命運吉祥如意的寄托。 此看來，“風馬”的歷史可上溯到孔子時代。早在那時，藏族就有了信奉“風馬”的習俗。蒙古人信仰此物的具體時間，雖然史無記載，但其歷史并不久遠。這可以通過回顧喇嘛教傳入蒙古地區的歷史得出答案。首開信仰黃教風氣之先的，是伊克昭盟鄂爾多斯蒙古部祖先庫圖克圖徹辰鴻臺吉。公元一五六六年庫圖克圖徹辰鴻臺吉，親往西藏朝圣并皈依喇嘛教，是第一個入藏受戒的蒙古貴族。回來后他積極倡導喇嘛教，大力籌建喇嘛廟，于明崇禎年間伊克昭盟第一座召廟準格爾召落成。到了清初，香火更盛，所建廟宇日益增多。在乾隆年間，伊克昭盟已是經聲朗朗，法輪滾滾，號稱召廟二百八，喇嘛二萬的黃教大盟。可見，此地喇嘛教與群眾生活結合之深，是其它地區無法相比的。 這蒙古族宗教信仰大轉變時期，蒙藏文化相互交流日趨繁榮發展之際，作為佛教文化的“風馬”傳到內蒙古各地是很自然的。所以，筆者認為，“風馬”在內蒙古得以盛行，并形成風氣，是在明末清初，從那時起，一直到清末和民國中期，是各地蒙古人信奉“風馬”的最盛時期。因此，我區有些研究家所持成吉思汗去世后盛行之說，是站不住的主觀臆斷，因而是不足為據之說。 這么說“風馬”文化是不是就沒有蒙古民族文化特點了呢?當然不是。此物傳播到蒙古地區后，因為適應了當時蒙古社會發展的需要，又能夠與本民族文化傳統相融，所以它為蒙古人廣泛借用或吸納之后，用自己的文化方式改變它、發展它，從形式到內容有發展。既產生了反映蒙古族經濟活動的“風馬”圖，也出現了同成吉思汗祭禮融合在一起的“風馬”，即人們所說的“祿馬風旗”，并被視為表現民族尊嚴和祝愿民族興旺發達的吉祥物。這是在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當中，由于兩種文化不斷磨合、協調、適應，并加入具有蒙古文化特點的成分后，逐漸形成的有著本民族文化特點的“風馬”文化。但也不能因它已構成自己民族文化特點的一部分，認定它是本民族的故俗，而忘掉了與原產地文化的親戚關系。因為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是民族傳統文化發展與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必然現象。任何一個民族文化復合體中，都表現出其他民族文化多重因素影響的痕跡。筆者認為探明各種文化的親戚關系是必要的，如果強指為家屬關系，那樣是不妥的。 目前，隨著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變化，蒙古人信奉“風馬”的風氣，和以前相比也大不一樣了。多數地區幾近絕跡，個別地區依然盛行。在我童年時，我的故鄉科爾沁地區蒙古民間可以說處處有“風馬”飛揚。這是六十五年前的事了。但現在由于信仰者銳減，幾乎被年輕一代所遺忘，已經不盛行了。但其遺風卻用一句幽默中帶苦澀的俗語被保存下來。如人們常把那些辦事荒唐或背運倒霉者稱之為“風馬臥倒”的家伙，不會交好運。 在伊克昭盟情況則不同，那里立桿飛揚“風馬”的風氣至今仍然盛行。凡是蒙古人門前都有“風馬”桿，旗桿頂端安裝象征成吉思汗大皂纛的三叉戟。此風之所以長盛不衰，其原因不外乎是，鄂爾多斯地區是率先傳播喇嘛教的地區，因此其歷史長影響也深。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后來“風馬”與成吉思汗祭禮的有機結合、和諧發展所獲取的效果，對社會產生了更為深遠影響。所以在那里此俗沿襲至今尚未消失，一直不間斷地延續到今天。 那么鄂爾多斯蒙古人門前為什么有的立兩個“風馬”桿，有的人家就立一個“風馬”桿呢?大凡寫文介紹此物者，一般都寫兩個“風馬”桿，但對其原由均不作交待。于是乎就有研究家寫文考證說，這是受喇嘛教影響之后，由原來的一個旗桿變成了兩個旗桿。這又給人們傳遞了一種錯誤信息，鄂爾多斯蒙古人門前一律都立兩個“風馬”桿。其實并不盡然，也有很多人家只立一個“風馬”桿而不是兩個。這是由每個家庭的傳統習俗決定的。有的人家只供奉成吉思汗的大纛，他們就立一個“風馬”桿;有些人家則按照自己家庭傳統習慣，在供奉成吉思汗大纛的同時，又要供奉本家族的族微，他們就要立兩個“風馬”桿。因此，這種習俗上的差異與區別，與喇嘛教沒有任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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