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鱗爪 “北京”，曾是多年來一個神圣的名字，這簡單的兩個漢字，承載著其建城幾百年來的歷史風雨、往昔沉積。在異域人的眼中皇城北京和首都北京也最能傳達給世界這個遠古的和未來的“中央大國”所具有的歷史、人文、民情及時代信息。在2005年的夏秋之交，終有機會花數天的時間溶于這座千萬人口的泱泱都城，得以近距離地去體驗它的脈搏呼吸。心有所感，隨手留下的點滴字眼難免淺薄之詞，只是以一個外地人的視覺角度去感受今日的北京。 一 北京的交通 北京的交通是擁擠的。這一點無庸置疑，也是任何一個外地人初到北京后的最深切感受。交通擁擠的感覺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堵車，二是公交車輛的超載。 先說堵車，對于北京的堵車早有耳聞，但沒有真切體會你還是難以想象真實情況。到北京的第一天傍晚，我從前門打的到西客站南廣場的北京建設大廈，一路上已經是走走停停，到了中土大廈那塊兒干脆徹底堵死，車子每隔一段的挪動距離以尺為單位，前后夾擊的車龍除了讓你腦袋冒煙外再不會有其他的念頭。的士司機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還在一個勁兒地向我神侃。說什么北京一到上下班時間就這樣，雖說現在六環都通車了但你不能老繞圈圈這么多人還得進來出去不是，首都不叫首都改叫首堵得了。我的心思全在蝸牛爬似的車速和隔兩三分鐘就往上跳的計程表上，對他的搭訕只有哼哈回應——出租車的累計停車跳表碰上北京這種堵法就很可怕了。最后到達目的地時我要了張票，上面倒是交代得很清楚：全程時間58分鐘，等待時間41分鐘。還好，這天沒什么急事，就當是給我往后選擇打的時提個醒算了。此外我還對那天的的士司機有點看法，他應該早在中土大廈那塊兒對我說你下車走過去得了最多也就十五分鐘——這是我后來走過一次的時間。 再后來聽我在北京的同學說，在北京你稍微混出點人樣之后首先得想辦法買部車，原因有兩個，一是北京實在是太大了，沒個車辦起事來真不方便，你想現在都修到六環了光在六環上不下來開一圈也得兩小時吧;二就是堵車，你要是打的一堵車計程表能把你跳到嗓子冒煙，自己的車那就自在一點了，真堵死了你也沒啥辦法不是，起碼心臟不用跟著計程表一起跳吧。他已經買車兩年了。 再說超載，北京的公交系統包括巴士、地鐵的超載情況也是出乎我的想象。我總認為，城市公交系統的順暢和乘車環境關乎市民的日常生活質量，因為畢竟能以出租車和私家車代步的人還是少數。說實話，我對北京的公交狀況是有點意外，無論地鐵還是巴士，幾乎都比較擁擠，車廂里也略顯破舊。在上下班的高峰時段，公共汽車和地鐵車廂就象塞滿了沙丁魚的罐頭，手腳靈便和身強力壯的先擠滿了車后，售票員和地鐵廣播馬上就會遺憾地通知你等待下一趟車了。擠不上車的無可奈何，擠得上車的也只得收腹縮肩。這可能是因為北京確實是人口太多了，但另一個原因我想大概還是北京城這種以天安門為圓心然后一環一環不斷外擴而又將過多的政治行政經濟商業等功能安置在城市核心區的城市規劃趨向有關系，這一點在下面再細說。 2008的奧運年轉眼也就到了，在世界的目光聚焦之前想方設法改善目前的公交狀況，恐怕是北京的一個大問題。 二 北京的城建及建筑規劃 從穗到京之后對北京城市總體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域廣袤、樓距開闊、道路寬敞。這是相對于上海、廣州的顯著特點——于此兩地老城區的建筑開發已經達到見縫插針的地步，只有在城市的新區比如浦東、番禺才會有如此寬闊的城市空間感。另一個不同就是新建筑的層高都不高但體量不小地塊面積很大。有一天晚上我特意乘車在三環上兜了一整圈，真切地感受到北京城建鋪攤的規模。有人形容北京城現在隨著環城路的環環外擴就象一個比薩餅由6寸到9寸再到12寸不斷地越攤越大，這也是北京相對于上海、廣州所擁有的天然優勢——這兩個城市地域外擴發展的空間已經受到周圍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其他城市同樣高速發展的制約，而北京就沒有這個問題。 北京的這種城建尺寸讓初到此地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國都的氣勢和城市的宏大。說實話，相對于上海和廣州，站在北京的街道上，抬頭可以望見更多的云天，也可以更明顯地享受到風的穿流。 對于北京城的建筑規劃得失我留意耳聞閱知過許多。最經典的事件就是建國初期梁思成上書中央要求原樣保留北京老城然后另外擇地興建新城行使首都政治行政經濟等功能，這在國外是有過先例的例如巴黎。但是他的方案被否決了，原因是國家百廢待興、財力有限，只能在老北京的基礎上興建新城市。于是舊的城墻被拆掉了，天安門前的廣場及周圍被重建了……等等，新的北京漸漸地替代老的北京。梁思成心有不甘不停尋找各種機會向上表達他的思路，最終讓他和以他為代表的一幫規劃、古建專家在隨后而來的各種運動中吃盡了苦頭。 可能就在梁思成因此受到責難并被改造靈魂深處的同時，在地球另一面的古巴由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取得了最終勝利，建立了又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卡斯特羅在哈瓦那沒有去改動前政府留下的城區，而是在旁邊建了一個新城。即使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他的新城也難說現代，但他完完整整地保留了老城。相對于北京，這是一個后例，而此時北京的城市規劃趨向已經不可逆轉了。 在2005年9月14日的《中國經濟時報》上有一篇專題文章《尋找國家大道》，文中對梁思成的學生、現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進行了專訪。他對于天安門廣場的重建依然是耿耿于懷——無庸置疑他的老師當年也是如此。羅會長告訴記者，天安門廣場原來是一個“t”字型廣場，形成于明代，又名“天街”。廣場兩側宮墻之外，明代時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欽天監、五軍都督府、太常寺、錦衣衛等衙署;清代襲之，仍為權力機構所在地。這些中央行政機構通過天街與皇城、紫禁城連為一體，象征著皇帝擁有最高權力。廣場南端為中華門，門內東西兩側沿宮墻之內一丈多遠，建有聯檐通脊、黃瓦紅柱、帶有廊檐的千步廊，東西相向各百十間，其北端分別折向東西，各34間，共有144間平房，作為存放文書檔案的地方。“如果這一片古城可以留存至今，那將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規模最宏偉、氣勢最磅礴的歷史文化名城，就連今日之巴黎、羅馬也難以企及。”羅會長對此不無惋惜，并且對現在北京依然在舊城核心區求大求新求異的建筑規劃取向表示了深深的擔憂和無奈的心情。“90年代東方廣場在建設前期就受到了強烈質疑與反對，當時好多老專家和院士聯名上書反對建東方廣場，但沒有成功。”參與過聯名上書的羅會長告訴記者，東方廣場所占地本來是劃撥給外交部蓋辦公大樓的，沒想到變成了商業用地。相較之下， 北京鱗爪 “北京”，曾是多年來一個神圣的名字，這簡單的兩個漢字，承載著其建城幾百年來的歷史風雨、往昔沉積。在異域人的眼中皇城北京和首都北京也最能傳達給世界這個遠古的和未來的“中央大國”所具有的歷史、人文、民情及時代信息。在2005年的夏秋之交，終有機會花數天的時間溶于這座千萬人口的泱泱都城，得以近距離地去體驗它的脈搏呼吸。心有所感，隨手留下的點滴字眼難免淺薄之詞，只是以一個外地人的視覺角度去感受今日的北京。 一 北京的交通 北京的交通是擁擠的。這一點無庸置疑，也是任何一個外地人初到北京后的最深切感受。交通擁擠的感覺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堵車，二是公交車輛的超載。 先說堵車，對于北京的堵車早有耳聞，但沒有真切體會你還是難以想象真實情況。到北京的第一天傍晚，我從前門打的到西客站南廣場的北京建設大廈，一路上已經是走走停停，到了中土大廈那塊兒干脆徹底堵死，車子每隔一段的挪動距離以尺為單位，前后夾擊的車龍除了讓你腦袋冒煙外再不會有其他的念頭。的士司機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還在一個勁兒地向我神侃。說什么北京一到上下班時間就這樣，雖說現在六環都通車了但你不能老繞圈圈這么多人還得進來出去不是，首都不叫首都改叫首堵得了。我的心思全在蝸牛爬似的車速和隔兩三分鐘就往上跳的計程表上，對他的搭訕只有哼哈回應——出租車的累計停車跳表碰上北京這種堵法就很可怕了。最后到達目的地時我要了張票，上面倒是交代得很清楚：全程時間58分鐘，等待時間41分鐘。還好，這天沒什么急事，就當是給我往后選擇打的時提個醒算了。此外我還對那天的的士司機有點看法，他應該早在中土大廈那塊兒對我說你下車走過去得了最多也就十五分鐘——這是我后來走過一次的時間。 再后來聽我在北京的同學說，在北京你稍微混出點人樣之后首先得想辦法買部車，原因有兩個，一是北京實在是太大了，沒個車辦起事來真不方便，你想現在都修到六環了光在六環上不下來開一圈也得兩小時吧;二就是堵車，你要是打的一堵車計程表能把你跳到嗓子冒煙，自己的車那就自在一點了，真堵死了你也沒啥辦法不是，起碼心臟不用跟著計程表一起跳吧。他已經買車兩年了。 再說超載，北京的公交系統包括巴士、地鐵的超載情況也是出乎我的想象。我總認為，城市公交系統的順暢和乘車環境關乎市民的日常生活質量，因為畢竟能以出租車和私家車代步的人還是少數。說實話，我對北京的公交狀況是有點意外，無論地鐵還是巴士，幾乎都比較擁擠，車廂里也略顯破舊。在上下班的高峰時段，公共汽車和地鐵車廂就象塞滿了沙丁魚的罐頭，手腳靈便和身強力壯的先擠滿了車后，售票員和地鐵廣播馬上就會遺憾地通知你等待下一趟車了。擠不上車的無可奈何，擠得上車的也只得收腹縮肩。這可能是因為北京確實是人口太多了，但另一個原因我想大概還是北京城這種以天安門為圓心然后一環一環不斷外擴而又將過多的政治行政經濟商業等功能安置在城市核心區的城市規劃趨向有關系，這一點在下面再細說。 2008的奧運年轉眼也就到了，在世界的目光聚焦之前想方設法改善目前的公交狀況，恐怕是北京的一個大問題。 二 北京的城建及建筑規劃 從穗到京之后對北京城市總體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域廣袤、樓距開闊、道路寬敞。這是相對于上海、廣州的顯著特點——于此兩地老城區的建筑開發已經達到見縫插針的地步，只有在城市的新區比如浦東、番禺才會有如此寬闊的城市空間感。另一個不同就是新建筑的層高都不高但體量不小地塊面積很大。有一天晚上我特意乘車在三環上兜了一整圈，真切地感受到北京城建鋪攤的規模。有人形容北京城現在隨著環城路的環環外擴就象一個比薩餅由6寸到9寸再到12寸不斷地越攤越大，這也是北京相對于上海、廣州所擁有的天然優勢——這兩個城市地域外擴發展的空間已經受到周圍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其他城市同樣高速發展的制約，而北京就沒有這個問題。 北京的這種城建尺寸讓初到此地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國都的氣勢和城市的宏大。說實話，相對于上海和廣州，站在北京的街道上，抬頭可以望見更多的云天，也可以更明顯地享受到風的穿流。 對于北京城的建筑規劃得失我留意耳聞閱知過許多。最經典的事件就是建國初期梁思成上書中央要求原樣保留北京老城然后另外擇地興建新城行使首都政治行政經濟等功能，這在國外是有過先例的例如巴黎。但是他的方案被否決了，原因是國家百廢待興、財力有限，只能在老北京的基礎上興建新城市。于是舊的城墻被拆掉了，天安門前的廣場及周圍被重建了……等等，新的北京漸漸地替代老的北京。梁思成心有不甘不停尋找各種機會向上表達他的思路，最終讓他和以他為代表的一幫規劃、古建專家在隨后而來的各種運動中吃盡了苦頭。 可能就在梁思成因此受到責難并被改造靈魂深處的同時，在地球另一面的古巴由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取得了最終勝利，建立了又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卡斯特羅在哈瓦那沒有去改動前政府留下的城區，而是在旁邊建了一個新城。即使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他的新城也難說現代，但他完完整整地保留了老城。相對于北京，這是一個后例，而此時北京的城市規劃趨向已經不可逆轉了。 在2005年9月14日的《中國經濟時報》上有一篇專題文章《尋找國家大道》，文中對梁思成的學生、現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進行了專訪。他對于天安門廣場的重建依然是耿耿于懷——無庸置疑他的老師當年也是如此。羅會長告訴記者，天安門廣場原來是一個“t”字型廣場，形成于明代，又名“天街”。廣場兩側宮墻之外，明代時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欽天監、五軍都督府、太常寺、錦衣衛等衙署;清代襲之，仍為權力機構所在地。這些中央行政機構通過天街與皇城、紫禁城連為一體，象征著皇帝擁有最高權力。廣場南端為中華門，門內東西兩側沿宮墻之內一丈多遠，建有聯檐通脊、黃瓦紅柱、帶有廊檐的千步廊，東西相向各百十間，其北端分別折向東西，各34間，共有144間平房，作為存放文書檔案的地方。“如果這一片古城可以留存至今，那將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規模最宏偉、氣勢最磅礴的歷史文化名城，就連今日之巴黎、羅馬也難以企及。”羅會長對此不無惋惜，并且對現在北京依然在舊城核心區求大求新求異的建筑規劃取向表示了深深的擔憂和無奈的心情。“90年代東方廣場在建設前期就受到了強烈質疑與反對，當時好多老專家和院士聯名上書反對建東方廣場，但沒有成功。”參與過聯名上書的羅會長告訴記者，東方廣場所占地本來是劃撥給外交部蓋辦公大樓的，沒想到變成了商業用地。相較之下，2000年國家大劇院所引發的爭議更為熾烈。羅會長回憶，當時有100多位專家聯名上書要求重新論證國家大劇院方案，但也沒有成功。 在一個無風的傍晚，我登上了北京古城中軸線的最高點——景山，向南俯望故宮。在落日的余輝返照下，一片片金黃如霞的屋面從近至遠舒展地鋪開直到視力的天際線，皇城浩蕩，氣勢恢弘，。但在天際線上，可清晰地辨認出兩座于此迥然有別的建筑盤踞在視線的右上角。一是人民大會堂，再就是形如巨蛋、銀光閃耀的國家大劇院了。人民大會堂尚有中國傳統的建筑元素，因此與故宮的視覺反差不至于過大，但我個人認為它的高度似乎高了一點，使故宮這種平鋪的整體感覺產生了突變。而國家大劇院無論從形狀、色調、建筑風格都與周圍故宮及中南海的皇家建筑、園林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猶如一艘龐大的天外飛碟降落在故宮皇城的領空。我所學專業是結構，與建筑規劃似不沾邊，但只從普通國民的直覺而言，對于國家大劇院能否與巴黎埃菲爾鐵塔一樣經過時間的洗禮后從城市異類變成城市象征的前景，我有不可避免的懷疑。可能這就是東西方文化沉淀的差異，美籍華人貝聿銘在羅浮宮門前做的玻璃金字塔很快就得到了法蘭西大眾的認同，而法國人安德魯在天安門前做的巨蛋中國人卻怎么看怎么怪。 作為一個在基建系統混的人，大抵也知道許多建筑業內專家對于近年來國內大中城市日益時興的所謂城市標志建筑和建筑設計國際招標有些看法。建筑外貌優劣的評判并沒有絕對的標準，城市標志建筑和建筑設計國際招標的最終結果往往體現的都是當地最高權力層的意志。在追求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外發達國家設計人標新立異的建筑方案似乎更能引起執政者的興趣和所謂國際大都市包裝形式的需要。于是在北京，除了法國人的巨蛋，我們還將看到瑞士人的鳥巢(國家體育場)、荷蘭人的變形體(中央電視臺新樓)。我曾輾轉聽聞某位建筑設計大師用一比喻來表達自己對此的看法，大意如此：荷蘭人弄了一孔幾十億的怪洞，瑞士人造了一個幾十億的鳥巢，引來了一只法國鳥，在天安門廣場前下了一個幾十億的巨蛋。 這位下蛋的法國人安德魯在國內的另兩大城市上海和廣州皆有其手筆，也都是城市重要標志：上海是浦東機場，廣州是新體育館。而在此君執筆的巴黎戴高樂新機場出現結構塌陷事故的新聞傳回國內后，著實讓京滬穗三地緊張了一陣，直到有權威機構出面宣稱安德魯在國內的建筑經過嚴格檢算證明結構是絕對安全的。對此我認為從結構專業的角度來說，隨著空間結構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現今任何一個建筑師靈感閃現所產生的奇思妙想通過結構大師的努力和電腦的運算都大致可以在理論上實現，無非是付出高昂的造價而已。 但很多結構專家也在擔心這樣一個問題，即這種愈演愈烈的標志建筑、個性建筑除了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經濟代價外，其理論上的結構安全性是否能真正經得起各種不可預知的因素影響。比如材料品質的不穩定性，自然災害的不確定性，畢竟這類建筑在空間結構形式上受建筑外形的限定都是唯一的單體，沒有前例的實際數據可鑒，理論上可行的東西未必在實踐中萬無一失。另外我看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不能不提，就是此類建筑的施工時間往往受到業主的限定，大都少于合理的定額工期，由此也導致施工方在建設過程中難以保證100%地履行施工規范而造成質量隱患。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亞運工程”中工期最短的體育博物館，當年和所有的“亞運工程”一起獲得了“特別魯班獎”，但短短的十五年之后便出現了下沉、開裂等質量問題。 信馬由韁，從規劃講到施工，扯得有點遠了。回過頭再來看一下《中國經濟時報》那篇文章《尋找國家大道》中對中國管理科學院區域發展研究所張乃劍所長的采訪。張乃劍認為東西長安街現在的問題是發生了功能定位的錯位，出現了諸如東方廣場和國家大劇院等與長安街功能不協調的超大型商務建筑，很多商業建筑甚至包括“總部基地”、金融街也在往長安街上擠，加重了長安街原有的功能負擔，統一的風格被撕裂。商業行政中心區和商務中心區的積聚不僅造成原有民族建筑被破壞，而且超負荷的人口對長安街的承載能力形成很大壓力，導致交通擁堵——相同的道理，這也是北京舊城核心區甚至國內其他大城市老城區經常產生交通堵塞的根源所在，我認為。 有一天晚上在街上閑逛的時候，我發現了一處舊城墻基礎的遺址，已經被完善地保護起來，建了一個下沉式的廣場可以讓人近距離地去觸摸這些歷史的痕跡。很多事情的改變是無法逆轉的，圓明園遺址公園對于國民是愛國主義的教育基地，而站在此處城墻的遺址旁時，卻讓我說不出感慨還是唏噓了。 三 北京的胡同 北京的胡同現在對于外地人和外國人來說，基本上和“全聚德烤鴨”一樣，都是京城地方特色的代表項目了。就象來北京旅游的都要設法去全聚德吃一頓烤鴨似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要來一次“胡同游”。順應潮流，有關部門也下了不少工夫，我在不少旅游景點處看到許多三輪黃包車，車夫們穿著“胡同游”統一款式和顏色的馬甲，攬客時有的還操起了簡單的英語跟老外介紹和議價。在大馬路上有時也可以見到三輪黃包車的蹤影，因為車夫要拉著游客從上一個胡同竄到下一個胡同。 但是似乎和旅行社推介 “華東五市游” 的方式如出一轍，“胡同一日游”包含的都是幾個有名的胡同。我認為胡同應有胡同的節奏，這種節奏如果受到外來的干擾過多可能就侵蝕了它的本來面目。比如在日日人潮洶涌似步行街的周莊，前人創造的居住空間被后人作為追求經濟利益的載體，我只能體味到無處不在的商業氣息，只能想象出從前“小橋流水人家”的恬靜生活。 好在北京的胡同滿城遍布，穿插盤踞在新北京高樓巨廈的每一處空隙之中，我大可以避實就虛。在一個晴朗的下午，逛完報國寺后我就近拐進了旁邊的胡同，開始了自己步行的“胡同游”。 在胡同里呈現出與外面車水馬龍的國都截然不同的另一種景象。青綠的瓜藤在門前的棚架上靜悄悄地蔓延著，頑強的爬山虎盡可能占領了殘舊的院墻，掛在院門上的鳥籠里的八哥和鸚鵡正不停地呱噪著。午后的陽光打在青灰的瓦面上，反射不出一丁點兒熱力，好象鹽投于水悄悄地溶解了。胡同在眼前不停地延伸、拐彎或分支，好似沒有盡頭。每一處院落的門前，或支著簸箕曬著魚干，或扯著鐵絲晾著被單，或有幾輛單車隨意地靠在門邊。不時見到三三兩兩的兒童在追逐打鬧，年紀相若的大媽大娘圍成一處嘮嗑閑聊，大爺大叔們則或是圍坐在小臺旁一壺濃茶伴以錄放機里的京劇唱腔，或是軋在一堆正進行楚河漢界上的廝殺。頭頂上兩側院墻夾出的一片天空時有鳴哨的鴿群飛過，遠處只見高樓朦朧的剪影如一幕虛幻的影象。 有一種熟悉而溫暖的感覺在心頭蕩漾，我的童年也曾經歷過如此類似的大院生活，左鄰右舍年紀相若的人們親如一家、各有所樂，只是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大家都陸續搬進了或高或矮的樓房漸漸疏遠了彼此的距離直至沒有了往來，現在的鄰居只在樓道里或電梯中相互點頭致意卻不知姓甚名誰，甚至連禮節性的笑容也省略了。時空的交錯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或是多年以后舊地重游發現故人已老但景貌依然，或是千里之外發現自己曾經歷過的生活狀態仍在每日重演。時間的大河在北京胡同的岔口分出一條支流，即刻降低了流速，緩緩地在胡同中掠過，幾乎讓人感覺不到它的流逝直到在胡同的出口處重新匯入外面城市的滾滾洪流。 我感覺在這里看到了與我想象中更相符的北京，如果北京的胡同在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中都消失殆盡了，那么除了故宮、頤和園、天壇以外，北京又和深圳有多少區別呢?當然，胡同里不可避免地也在改變著，比如重新安裝的鋁合金窗、蜂窩似的空調主機、還有停在院門口的小汽車，這些都在清楚地提醒你，時間的運行是不可停滯的。 將近日暮的時候，我終于逛到了琉璃廠胡同。這條在老北京的歷史中曾經聚集了多少名人貴族、國寶珍奇的傳奇胡同，現在依然被作為一條古玩街，兩旁的房子或新或舊都已經被重新整飾仿古如舊，京味十足，只是來客大多已換成了外來的游人。真的假的古董、貴的賤的檔口、老的嫩的面孔、黃的白的人種，大家來此尋找對老北京的印象和購買對老北京的紀念，政府借此宣傳城市形象和發展旅游經濟，各取所需。此琉璃廠已不是彼時的琉璃廠了。 四 北京的古玩市場 北京的古玩市場也是京城的一大特色，潘家園、報國寺、琉璃廠我都花時間專門去逛了一次，應該說各有特色。 潘家園，現在的名氣最大，基本上來北京的老外都知道有個潘家園，也知道在那兒中國特色的東西多、買的不貴。當然，老外覺著不貴對我們來說就未必了。不過潘家園始終是由當初自發聚集的地攤發展成今日這等規模的，就算現在也是棚擋夾雜地攤猶如批發市場的模樣。東西確實是多，無論數量還是品種，你見過的沒見過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有。比如為了迎合某些老外的獵奇心理，以前“三寸金蓮”的鞋就隨處可見，至于是否從老太太的腳上扒下來的還是找農村大嬸現做仿舊的，那就不好說了。 關于潘家園，還有不少耳口相傳的故事。如“誰誰誰在這里揀了個大漏500塊錢抱了件康熙的官窯花瓶回去”這類自然是數不勝數，最經典的據說是上個世紀曾有一個省級博物館的館長在潘家園發現了不少殉葬用的漢代陶俑，經研究認定是真品，于是大量收買。誰知潘家園的陶俑越買卻越多，源源不斷，老館長這才起了疑心，千方百計打聽到了貨源地，然后扮成買家親自前去探訪，最后終于證實確是贗品，但仿造手法之高明讓這位老專家也嘆為觀止。所以說，連專家也會走眼，普通人去逛潘家園更要抱個平常心態，看看新鮮、學習門道，千萬別指望花小錢揀大漏，不然多半讓賣家揀了你的漏。 報國寺，本身就是一處文物建筑，去逛報國寺古玩市場還可以順便把報國寺參觀一下，不用花錢。報國寺古玩市場就開在報國寺院內，基本上是地攤，有少數十來間用簡易材料搭成的亭子間，規模自然不如潘家園，但總也有兩三百檔。此處沒有潘家園那么興旺的人氣，看得出來逛的基本上是本地人，環境也要好點，因為有大樹濃蔭、內院連廊，還有專題的錢幣、古籍、玉器等展館。攤點上的品種也是新奇古怪、包羅萬有，有挺不錯的東西。市場經濟的威力就是如此，只要有需求就會有不絕的供給。但在報國寺沒有潘家園那么濃郁的貿易市場氣息，在這擺攤的攤主有許多自己就是玩家，即使你不買任何東西也可以和你聊上半天門道與心得。 在潘家園我是蜻蜓點水、瀏覽而過，在報國寺，因為喜歡這種環境氛圍，倒是蠻有興致地慢慢看。在一處攤上看中了一塊玉，檔主開價也不狠。再聊，原來此人竟是演藝個體戶、所謂的“京漂一族”，閑時在此擺攤，以前還在廣州混過，于是距離拉近許多。也許是來京久了或是在演藝圈把口才練好了，此君也好侃，還向我透露了他以前在廣州混時所經歷的電視臺內幕等等。那塊玉最后是打了個五折賣給我了。 逛完報國寺那天下午，我照著地圖、順著胡同就一直走到了琉璃廠。琉璃廠也是一條胡同，但比較寬，應該可以叫“街”。提到北京的歷史就不能不提琉璃廠，從晚清直到解放初期“公私合營”以前，不知有多少國寶通過琉璃廠的集散進入大藏家的密室和博物館的目錄甚至流落到海外——因為當時的古董是可以自由貿易的。現在的琉璃廠當然不再有以前的風光，不可能有什么曠世奇珍在街邊店鋪了，主要是一處代表北京歷史文化特色的景點。胡同兩旁的房子都被重新整飾過，重檐重彩、古色古香，各式大小店鋪分列兩旁，沒有地攤，北京市文物公司、榮寶齋、中國書店都在此開有門面。琉璃廠和潘家園、報國寺相比，就好象正規軍對游擊隊了。 對于來北京的游客，可以去琉璃廠探尋一下老古董街的風貌，印證一下對老北京的印象，照幾張京味十足的背景，還可以買到一些具有北京特色的紀念品。各色的人種和各地的方言是現在琉璃廠古董街的主要特征。 結語：所去的北京名勝古跡除了琉璃廠外全部沒有留下片言只語，它們代表的是過去的北京，在那些地方見到的外地人比本地人多，因此試圖通過以上的幾條線索和幾個章節來表達現在于我眼中的國都、今日的北京。 (北京的天空) (故宮的天際) (胡同的陽光) (報國寺) (琉璃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