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易系辭碑

除北魏碑刻外，大同存世的歷代碑銘還有很多。近年來陸續出土的唐代墓志銘中不乏書刻俱佳的精品;善化寺內南宋朱弁撰文、孔固書丹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和同它比肩而立的金代大文學家、書法家黨懷英篆額的《大金西京普恩寺再修釋迦如來成道碑銘并序》，都是形制宏大、書法精美的佳作;明清以來的碑碣隨處可見，不以書法名世的明代天啟年間戶部分司吳伯與所書的《游石佛寺銘》和《禮觀音堂有序銘》，風骨爽爽，光彩照人。 易系辭碑是宋代大理學家朱熹(公元1130至1200年)所書大字行書碑刻，墨跡已流入日本。碑為一組四通，共十四行，每行八字，共112字(略書迭字不計)，字徑12至14厘米。初由其門生蔡元定刻存于湖南常德學府(今湖南省常德縣)，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在大同作官的屈鐘岳，依早期拓片在大同翻刻，現存大同市博物館碑廊。 此碑書刻內容為《易經middot;系辭》的節句。書法結體奇巧而端莊穩健，筆力凌厲豪勁，氣勢雄渾，光彩四射，是朱熹書法的代表作。現在我們能夠見到的朱熹書法，多是取法晉代王羲之、王獻之父子，而此刻則別有異趣。其中既可窺見師法晉人的功力，又熔魏碑的方勁、顏體的渾厚、歐書的險峻于一爐，別開生面，自成一家。這種風貌只有在他所書的尺牘《與承務帖》的后半部中，才可尋得一些蹤跡。古代許多書法家是不善于寫大字的，但這恰恰是朱熹的擅長，所以他的大行書遠遠勝過小行書。《易系辭碑》能夠寫好，還有一個原因是他書寫這段系辭時，由于對其所述陰陽千變萬化的內容心領神會，進入了一種極高的理學境界，所以字寫得神理超妙，不同凡響，大有不食人間煙火之趣，也就是古人所謂的：“字為心畫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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