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感受舊上海的人文風情

“弄堂”是上海人對里弄的俗稱，“里弄房子”就是弄堂建筑。弄堂和弄堂房子其實是上海開埠后的“土特產”，起初外國人只許中國人在租界里工作，而不允許在租界里居住。后來發現要發揮上海大都市的潛力，僅僅靠那些為數不多的外僑顯然是不行的。于是在19世紀五十年代太平天國運動進入江南，大量富有的中國難民要求移入的情況下，租界當局便順水推舟，將租界向中國居民開放。為了便于管理，就在指定的地塊上興建大批集體住宅。這些房子多為立帖式結構，像兵營一樣聯立成行，對內交通自如，對外只有弄口抵達馬路，弄口設鐵門，可以隨時關閉。 上海弄堂 沒有想到的是，這種原本是為了便于管理而統一建造的集體住宅，很快發展成為綜合東西方居住特色的上海弄堂，并在隨后的幾十年里成為上海房地產業的中堅。居高俯瞰，滿目所及都是一片片櫛比鱗次、此起彼伏的弄堂房子的層頂。難怪王安憶在《長恨歌》里說，“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它是這座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 建筑是社會生活的鏡子，居住建筑尤其如此。在舊時的上海，能住得上弄堂的，至少也是有固定收入者，否則便無法交付每月到期必須繳納的房租與房捐(或稱巡捕捐、綠衣捐)。既然社會是分層次的，弄堂自然也有高中低之別。不同級別的弄堂房子在質量上差別較大，而更重要的差別是地段不同。一般來說，位于閘北、南市的較差，虹口稍微好些，jingan寺路(今南京西路)和霞飛路(今淮海路)一帶最好。上海舊時有“上只角”、“下只角”之稱謂，“上只角”就是指城市西區的高級住宅區，“下只角”自然指的是那些低級住宅區，兩只“角”的房租可以相差三四倍甚至十倍以上。 弄堂的級別還反映在弄堂里的生活與文化之中。“倘若走進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見便溺器、吃食擔，蒼蠅成群地在飛，孩子成隊地在鬧,有劇烈的搗亂，有發達的罵言，真是一個亂哄哄的小世界。”這是魯迅先生在《上海的兒童》里對低級弄堂的描寫。在這樣的弄堂里，居民為了減輕房租負擔，往往把房子橫七豎八地劃分為許多小間，上面還要搭上閣樓，出租給外地到上海來謀生或逃難的人,自己做起了“二房東”。因而這里人口密度高、成分雜、居住條件惡劣。由于家家戶戶都是門挨著門，共同分享著屋前屋后的弄堂,如果鄰里之間能夠相互體諒、相互幫助倒還罷了，如果相處得不融洽,難免會為雞毛蒜皮的事情生出是非，一不小心還會惹出各種各樣的“弄堂風波”來。而在那些沉靜而優雅的高級弄堂里,雖然是非比低級弄堂少了許多，實際上人際關系更加冷漠,除了有三五個男孩在那里玩耍外，很少有人在此停步。偶而有三兩個人聚在一起低聲談話，也多半是某家的“娘姨”(保姆)和“大師傅”(廚師)。假如哪一扇門忽然開了在迎賓送客,或者有些不尋常的活動時，人們也只是裝成漫不經心地遙望著，而不會上前圍觀，說長道短。人們常說上海人善于處世，門檻精，可能和他們從小就生活在這樣擁擠的弄堂里、接受這個小社會復雜的人際關系教育有關。 上海弄堂 有些大型的、擁有數百戶甚至成千戶人家的弄堂，儼然就是一個城中之城。里面雜貨店、小吃店、理發店、老虎灶、裁縫店，應有盡有，甚至還有工廠。上海的“弄堂工廠”大多由一兩個技術工人帶著幾個徒弟興辦,利用大廠扔下來的邊腳料或下腳貨，因材施用，精心設計，竟制造出許多物美價廉的生活必需品，并在小商品市場中占著一席之地。而上海“弄堂生意”中最具特色的，無疑是那此起彼伏的叫賣聲，魯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談》里說，弄堂里的那些叫賣零食的聲音既漂亮又具藝術性，使人“一聽到就有饞涎欲滴之慨”。除了有叫賣零食點心的，還有叫賣青菜、豆腐、瓜果、雞蛋的，時而還有活雞活鴨。每隔幾天還有修理棕棚、補皮鞋和彈棉花之類的人上門服務。他們各行有各自的叫賣腔調，讓人一聽便知道是什么行業的人來了。此外，還有算命的、化緣的，晚上還有賣炒白果的，夜深人靜時，說不定還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為家中病孩召魂的長嚎聲……有意思的是，當時許多為了逃避白色恐怖而躲到上海來的進步文人,大多落腳在此類弄堂的亭子間，并因此產生了我國近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特殊文學派別——“亭子間文學”。“亭子間文學”并非描寫亭子間，而是這些住在朝北的、冬冷夏熱的亭子間的文人,在極為惡劣的生活條件下創作出來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 弄堂作為上海的“土特產”，記載了上海的歷史和風俗,反映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領略上海的弄堂風情,如同翻閱這座大都市的歷史，有助于我們探究海派文化的精神內涵。雖然這幾年隨著舊城改造步伐的加快,許多弄堂都被一座座漂亮的商務樓和住宅樓取代，但是弄堂作為一種歷史、一種文化，將會永遠地留在上海人的記憶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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