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風嘉興的雪

上海已記不清去了幾次，對于豐來說卻是第一次。上海的古跡沒有多少可看，感受最深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滿耳阿拉嘟儂的上海話。一般到上海來不外乎要去外灘和逛南京路，其實上海除了繁華的十里洋場外，還是中國革命的紅色圣地之一。 紅昨晚已到上海，參加公司2005年工作會議，約好周末在上海會合。來電說，上海這兩天將會大幅降溫。留下了三點重要指示：衣服多穿點、錢款多帶點、身上少背點。 說來也怪，平時阿豐的早起，是件挺費事的事。今天為了趕早班飛機，我一喊，立馬搞掂。收拾妥當后才發現沒有牛奶，幸好機上有早餐供應。到虹橋機場是8：20分。 果然一出機場，風大天冷，還飄起了毛毛雨，地面溫度六度。我倆的第一目的地是“一大”會址，先是坐938路公交到打浦，再換乘933路到復興公園，穿過自忠路就是興業路的石庫門樹德里。這里以前是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后來改為望志路，中共一大會址位于原望志路106號，現在的興業路76號，是共產黨人李漢俊哥哥（李書誠）的房子。 在樹德里3號的這幢紅磚房內，發生了一件影響中國命運的事情：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里召開。1921年7月23日的傍晚，來自全國的十三位代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湖南的毛澤東、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陳潭秋；山東的王盡美、鄧恩銘；廣東的陳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及陳獨秀代表包惠僧（共產國際的馬林、尼科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在這間房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由此開啟了中國革命運動的序幕。 會場設在樓下18平方米的客廳中間，一張長方形的大餐桌和十六把椅子，見證了這件開天辟地的歷史事件。坐在這上面的十三人中，直到革命成功的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犧牲的有：何叔衡（1876～1935）、陳潭秋（1896～1943）、鄧恩銘（1901～1931）、李漢俊（1890～1927，脫黨后依然從事革命工作，直至被捕殺害）、王盡美（1898～1925，積勞成疾病逝）；脫離共產黨的有：李達、包惠僧和托派劉仁靜；成為叛徒和漢奸的是：張國燾、周佛海和陳公博。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不論后來的結果如何？他們都是一群有強烈救國精神的熱血青年。也正是這十三位代表著當時的53名共產黨人，在黑暗的舊中國點亮了一盞明燈，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會議開到第八天（即7月30日），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一個穿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闖入會場，借口找人，說了聲“對不起，找錯地方”，就匆忙離去。具有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建議會議馬上停止并撤離。十幾分鐘后，法國巡捕包圍了李公館。他們除了查找到一些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書籍外，并沒有發現其他可疑的東西。當時抽屜里放著一份黨綱草案，幸好涂改雜亂，字跡模糊，未引起他們的注意。法國巡捕警告幾句后離開，但在四周布下暗探。在這種情況下，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提議，會議轉移到她的家鄉浙江嘉興去開。嘉興的南湖環境幽靜，游人不多，而且距離上海不遠，來去方便。大家一致贊同這個倡議，第二天（7月31日）就分頭前去嘉興。這幢石庫門式的建筑因此成就了一段歷史的使命， 在紀念館的后落，還有一處復原后的廚房，阿豐好奇地到處瞻望，尤其是對里頭的鍋碗瓢盆很是好奇，大有打破砂鍋探到底的勢頭。其實這也是一群有食人間煙火的人，能為著一個共同目標走到一起，不能不說到革命導師――“北李南陳、兩大星辰”的李大釗和陳獨秀。 1915年陳獨秀（1879～1942，安徽安慶人）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雜志，開創了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化運動，繼“五四”愛國運動后的1919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期間李天釗（1889～1927，河北樂亭人）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全面詳細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的實踐，興起了一股股的愛國熱潮。隨后，各地建立了許多研究團體。 1920年夏，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同年10月，李大釗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成立共產主義小組。隨著各地紛紛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兩位馬克思主義傳播者，醞釀成立無產階級的政黨。1921年的7月中國共產黨終于誕生了，可是很意思的是，兩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卻沒有到會。1927年李大釗被軍閥統治的北洋政府殺害；而后的大革命失敗，陳獨秀也失去了黨魁的地位，成了黨內有爭議的一位人物。在大浪淘沙的時代中，仍不失英雄本色。由他們掀起的這股無產階級颶風，推枯拉朽地卷襲了整個中華大地。他們的理想終于在二十八年后，得以夢圓。 在革命陳列館的大廳里，有一面鮮艷的黨旗，我凝望著這面由無數革命先烈鮮血染成的旗幟，我的熱血翻涌，思緒沉浸在歷史的天空。不知何時，大廳來了一群穿著制服的公務員，喧囂地在黨旗下，排成一行行，讓我幫忙拍照，當我準備按快門的時候，急忙喊停。原來有位領導的位子站錯了，從新調整。這讓我對紀念館，為十三位代表的排序和蓋棺定論，引申出了不少的感慨。 我想在這種莊嚴肅穆的遺址前，我們只有通過內心深處的時光隧道，去感受革命先烈們熱血涌動的時代，那才是真正地對得起他們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終極理想。 來之前就聽說，在“一大”會址對面的郵局，有制作個性化明信片。離開前，我倆也去編輯了一張，把自己的身影作成郵票，貼在圖片是“一大”會址大廳的明信片上，蓋上郵戳：上海新天地2005.03.11然后投入郵箱寄回去。用阿豐的話講，這是一張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明信片。孰不知它上面同時承載著我們的一次心靈旅程。 二 踏尋著“一大”代表們的足跡，我們搭乘Ｋ71次列車來到嘉興，上海距離嘉興才一個多鐘頭的路程。到達時天已經黑了，住環城東路的南湖大飯店，已沒有標間只好要了套房。在二樓的餐廳，品味一番嘉興地道的菜肴，名字倒給忘記了。喝點酒再加上飯店的空調暖和多了，已忘卻門外寒冷的夜空。在夢鄉里尋覓著那艘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的游船，空曠的湖面回蕩著代表們深情的呼喊：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點左右，參加“一大”的代表們分批從上海乘火車到達嘉興，馬林和尼科爾斯基為了避免引起注意缺席。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嘉興人）租用了當地游湖的“畫舫”，在船倉中間的桌上布置了酒菜和麻將，自己扮作歌女在前倉放哨。11點多，天上下起了小雨，南湖湖面上頓時煙雨迷蒙，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會議，繼續在這湖煙湖雨蕩湖波中舉行，會議通過了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為： 上海已記不清去了幾次，對于豐來說卻是第一次。上海的古跡沒有多少可看，感受最深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滿耳阿拉嘟儂的上海話。一般到上海來不外乎要去外灘和逛南京路，其實上海除了繁華的十里洋場外，還是中國革命的紅色圣地之一。 紅昨晚已到上海，參加公司2005年工作會議，約好周末在上海會合。來電說，上海這兩天將會大幅降溫。留下了三點重要指示：衣服多穿點、錢款多帶點、身上少背點。 說來也怪，平時阿豐的早起，是件挺費事的事。今天為了趕早班飛機，我一喊，立馬搞掂。收拾妥當后才發現沒有牛奶，幸好機上有早餐供應。到虹橋機場是8：20分。 果然一出機場，風大天冷，還飄起了毛毛雨，地面溫度六度。我倆的第一目的地是“一大”會址，先是坐938路公交到打浦，再換乘933路到復興公園，穿過自忠路就是興業路的石庫門樹德里。這里以前是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后來改為望志路，中共一大會址位于原望志路106號，現在的興業路76號，是共產黨人李漢俊哥哥（李書誠）的房子。 在樹德里3號的這幢紅磚房內，發生了一件影響中國命運的事情：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里召開。1921年7月23日的傍晚，來自全國的十三位代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湖南的毛澤東、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陳潭秋；山東的王盡美、鄧恩銘；廣東的陳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及陳獨秀代表包惠僧（共產國際的馬林、尼科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在這間房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由此開啟了中國革命運動的序幕。 會場設在樓下18平方米的客廳中間，一張長方形的大餐桌和十六把椅子，見證了這件開天辟地的歷史事件。坐在這上面的十三人中，直到革命成功的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犧牲的有：何叔衡（1876～1935）、陳潭秋（1896～1943）、鄧恩銘（1901～1931）、李漢俊（1890～1927，脫黨后依然從事革命工作，直至被捕殺害）、王盡美（1898～1925，積勞成疾病逝）；脫離共產黨的有：李達、包惠僧和托派劉仁靜；成為叛徒和漢奸的是：張國燾、周佛海和陳公博。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不論后來的結果如何？他們都是一群有強烈救國精神的熱血青年。也正是這十三位代表著當時的53名共產黨人，在黑暗的舊中國點亮了一盞明燈，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會議開到第八天（即7月30日），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一個穿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闖入會場，借口找人，說了聲“對不起，找錯地方”，就匆忙離去。具有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建議會議馬上停止并撤離。十幾分鐘后，法國巡捕包圍了李公館。他們除了查找到一些介紹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書籍外，并沒有發現其他可疑的東西。當時抽屜里放著一份黨綱草案，幸好涂改雜亂，字跡模糊，未引起他們的注意。法國巡捕警告幾句后離開，但在四周布下暗探。在這種情況下，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提議，會議轉移到她的家鄉浙江嘉興去開。嘉興的南湖環境幽靜，游人不多，而且距離上海不遠，來去方便。大家一致贊同這個倡議，第二天（7月31日）就分頭前去嘉興。這幢石庫門式的建筑因此成就了一段歷史的使命， 在紀念館的后落，還有一處復原后的廚房，阿豐好奇地到處瞻望，尤其是對里頭的鍋碗瓢盆很是好奇，大有打破砂鍋探到底的勢頭。其實這也是一群有食人間煙火的人，能為著一個共同目標走到一起，不能不說到革命導師――“北李南陳、兩大星辰”的李大釗和陳獨秀。 1915年陳獨秀（1879～1942，安徽安慶人）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雜志，開創了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化運動，繼“五四”愛國運動后的1919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期間李天釗（1889～1927，河北樂亭人）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全面詳細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的實踐，興起了一股股的愛國熱潮。隨后，各地建立了許多研究團體。 1920年夏，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同年10月，李大釗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成立共產主義小組。隨著各地紛紛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兩位馬克思主義傳播者，醞釀成立無產階級的政黨。1921年的7月中國共產黨終于誕生了，可是很意思的是，兩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卻沒有到會。1927年李大釗被軍閥統治的北洋政府殺害；而后的大革命失敗，陳獨秀也失去了黨魁的地位，成了黨內有爭議的一位人物。在大浪淘沙的時代中，仍不失英雄本色。由他們掀起的這股無產階級颶風，推枯拉朽地卷襲了整個中華大地。他們的理想終于在二十八年后，得以夢圓。 在革命陳列館的大廳里，有一面鮮艷的黨旗，我凝望著這面由無數革命先烈鮮血染成的旗幟，我的熱血翻涌，思緒沉浸在歷史的天空。不知何時，大廳來了一群穿著制服的公務員，喧囂地在黨旗下，排成一行行，讓我幫忙拍照，當我準備按快門的時候，急忙喊停。原來有位領導的位子站錯了，從新調整。這讓我對紀念館，為十三位代表的排序和蓋棺定論，引申出了不少的感慨。 我想在這種莊嚴肅穆的遺址前，我們只有通過內心深處的時光隧道，去感受革命先烈們熱血涌動的時代，那才是真正地對得起他們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終極理想。 來之前就聽說，在“一大”會址對面的郵局，有制作個性化明信片。離開前，我倆也去編輯了一張，把自己的身影作成郵票，貼在圖片是“一大”會址大廳的明信片上，蓋上郵戳：上海新天地2005.03.11然后投入郵箱寄回去。用阿豐的話講，這是一張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明信片。孰不知它上面同時承載著我們的一次心靈旅程。 二 踏尋著“一大”代表們的足跡，我們搭乘Ｋ71次列車來到嘉興，上海距離嘉興才一個多鐘頭的路程。到達時天已經黑了，住環城東路的南湖大飯店，已沒有標間只好要了套房。在二樓的餐廳，品味一番嘉興地道的菜肴，名字倒給忘記了。喝點酒再加上飯店的空調暖和多了，已忘卻門外寒冷的夜空。在夢鄉里尋覓著那艘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的游船，空曠的湖面回蕩著代表們深情的呼喊：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點左右，參加“一大”的代表們分批從上海乘火車到達嘉興，馬林和尼科爾斯基為了避免引起注意缺席。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嘉興人）租用了當地游湖的“畫舫”，在船倉中間的桌上布置了酒菜和麻將，自己扮作歌女在前倉放哨。11點多，天上下起了小雨，南湖湖面上頓時煙雨迷蒙，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會議，繼續在這湖煙湖雨蕩湖波中舉行，會議通過了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明確黨的奮斗目標：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并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宣言。還選舉中央領導機構：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完成全部議程后，歷經九天的“一大”會議，于下午6點左右在南湖的這條游船上閉幕了。這艘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的“畫舫”因此被稱為“紅船”。世事倉桑，當年的“紅船”已無處尋覓，默默地消失在風雨飄搖的歲月，中國卻由此搖出了一條光明的曲折大道來。而煙雨樓旁復制的“紅船”，將永遠成為凝固的記憶。 從夢里醒來，天已大亮。拉開窗簾，讓我無法相信自己眼睛的是――雪！下雪啦！這可是阿豐夢寐以求的事情，竟然在嘉興實現了。對于生活在閩南的人，下雪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還記得第一次在鄭州遭遇下雪的情景。趕緊叫醒他，他高興壞了，忘了穿衣服就要往外跑。我讓他喝了杯熱水，才一起去湖邊賞雪。 這突如其來的春雪，把門口一輛輛的汽車覆蓋得嚴嚴實實。我們的第一個動作是在車窗上劃滿激動的符號，爾后打起了熱鬧的雪仗。不一會兒全翻滾在雪地上，人們用異樣的眼神看著瘋顛的我倆。我們起勁地跑在厚厚的雪地上，聽著“唰唰”的踩踏聲。不遠處的"望波門"有位老者在抓拍這難得樹掛雪景，我們過去按他的安排，搖動樹枝，讓雪花飄落。。滿頭白雪的阿豐大叫過癮，他為了看雪去了多次的閩北和武夷山，都沒有遇到。我們找了個僻靜處，堆起了雪人，這種北方人習以為常的游戲。此時南湖反倒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剛才的那位老者告訴我們，象現在這樣的大雪是很少見的。特別是在今天，這場純潔清新的白雪似乎又多了一種意味，讓我明白了湖中“紅船”的真諦：比起以前的前輩們，我們的信念是到了該反思的時候了 據說南湖的四季，韻味各不相同：春天的楊柳在細雨中，柳絮如煙。夏天的荷花在驕陽下，鮮艷誘人。秋天的香菱在暖風里，滿湖飄香。冬天的樹木在白雪中，銀裝素裹。南湖人因此在湖濱建了:春夏秋冬四園,南湖位于嘉興市區的東南，與杭州西湖、紹興東湖合稱浙江三大名湖。由流經嘉興的幾條水道匯流形成，南北長，東西狹，東西各一湖，因像一對交頸相親的鴛鴦，又名：鴛鴦湖。湖中有兩個島嶼，一個是湖心島，一個是小洲。 當我們隨著渡船，來到位于湖心島上的煙雨樓，這座建于五代時期的樓閣，依舊游人如熾；旁邊固定的“紅船”圍了很多拍照的人，好象還有在為秩序問題而吵鬧的。我站在樓上，望著湖面穿梭的畫舫，迎著飄入面頰的雪花，舔了舔，有點澀澀的味道。 回到上海，在浦東如期與紅會合。當我們仨站在東方明珠的頂端，望著萬家燈火的夜上海，忽然有種仿然隔世的感覺，好象很遙遠又好象就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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