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不斷四時花

《清嘉錄》成書后，作者顧祿請人題詞，何桂馨題詞兩首，第一首便是：吳趨自古說清嘉，土物真堪紀歲華。 一種生涯天下絕，虎丘不斷四時花。 按作者所言，題辭是隨到隨編不論社會地位和年齡大小的，何桂馨最先讀到這本書，第一個題詞，于是，翻開這本記載“歲時無殊，而風土各異”的《清嘉錄》，我們首先見到的便是這首詩。 今人來新夏先生評價說：“清代的風土雜著頗多，重要都邑幾乎都有，而以談北京、蘇州者為多……其能以月為序,以節令民諺為題,敘地方風土人情,娓娓詳備,兼能參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當以《清嘉錄》為最。”在這樣一本關于蘇州風土的雜著里，何桂馨把他個人對蘇州最具深刻印象的“虎丘不斷四時花”的地域特色，一下子擺放到人們面前，算是獻給了閱讀者一束芬芳的鮮花吧。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的蘇州亮出了它的繽紛多姿的色彩。 在封建時代，大凡通都大邑人文薈萃、風物繁華的地方，蒔花種草的行當總是比較興旺發達的。何桂馨所說“一種生涯天下絕”，未免有些過譽。蘇州往北不遠的揚州，它的牡丹、瓊花是名滿天下之物，花事極具規模。人說揚州“十里栽花算種田”，便是一種形象化褒獎稱贊。這種生涯活計，應時而生，在北京、杭州、廣州等地都有相當市場。剔除何桂馨對于家鄉花事的夸張性稱贊，所說“虎丘不斷四時花”倒是確切的描繪。 花卉是人類在大自然中最早的審美對象，從新石器時代彩陶的紋飾到歷朝歷代工藝品的圖案裝幀，畫家繪畫，文人詠吟，乃至居家清供，友朋饋贈，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內容。各地的花朝節也就是百花生日，日子各有不同，一般為農歷二月十五，仲春春花最為繁盛之際。蘇州以二月十二為百花生日。這一天蘇州人是這樣慶祝的：閨中女郎剪五色彩繒，黏花枝上，謂之賞紅。虎丘花神廟，擊牲獻樂，以祝仙誕，謂之花朝。 虎丘附近有花神廟，而且不止一座。老廟在桐橋內，明洪武年建，祀司花神像。另一座在虎丘山寺東面，為乾隆四十九年建，祭祀的卻是同時代的虎丘人陳維秀。《花神廟記》記載了立廟的緣由：“乾隆庚子春高宗南巡，臺使者檄取‘唐花’備進，吳市莫測其術。郡人陳維秀善植花木，得眾卉性，乃仿燕京窨窖熏花法為之，花乃大盛。甲辰歲翠華六幸江南，進唐花如前例。繁葩異艷，四時花果，靡不爭奇吐馥。群效靈于一月之前，以奉宸游。郡人神之，乃度地立廟，連楹曲廊，有庭有堂，并蒔雜花，蔭以秀石。” 陳維秀的新技術，對于官家來說，為接待皇上立了大功。對于從事花卉生涯的農人與生意人來說，無疑是傳授了一種發財致富的新技術。周密的《癸辛雜識》的簡要介紹：“以紙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磺、盡培溉之功，然后置沸湯于坎中，候湯氣蒸熏，則扇之微風。經宿，則花放矣。”讓鮮花在一月份開放，這在今天已不足為奇，但在數百年前卻絕對是件相當神奇的事情，當年女皇武則天下令都未能使長安牡丹冬日開放，如此，蘇州人怎能不對陳維秀敬以禮數呢！相比較而言，舊有的花神廟那只是一個虛幻的心靈寄托，而新的花神卻是能給人們帶來實際利益的創造者。自此以后，“冬末春初，虎丘花肆能發非時之品，如牡丹、碧桃、玉蘭、梅花、水仙之類，供居人新年陳設。” 百花生日不僅是花農們的生日，也是種莊稼的農民測量收成好壞的關鍵日子：“土俗以十二日天氣晴朗，則百物成熟。諺云：‘有利無利，但看二月十二。’”這一天，喜好游玩的人紛紛出門：“士女爭先出郊，謂之探春。畫舫輕舟，櫛比鱗集。”民間如此，宮中則另是一樣：“二月十二日為花朝，孝欽后至頤和園剪彩，時有太監預備黃紅各綢，由宮眷剪之成條……孝欽自取黃紅者各一，系于牡丹花，宮眷太監則取紅者系各樹。于是滿園皆紅綢飛揚，而宮眷亦盛服來往，五光十色，宛如穿花蝴蝶。系畢，即侍孝欽觀劇。演花神慶壽事…… 百花生日一到，百花盛開的大幕就拉開了。蘇州姹紫艷紅的春天格外明媚。在這之前，“一樹獨開天下春”的梅花早早地綻放了。探梅勝地，是蘇州郊外的鄧尉山香雪海一帶，這是久負盛名、至今不衰的賞梅勝區。“暖風入林，玄墓梅花吐蕊，迤邐至香雪海，紅英綠萼，相間萬重。郡人艤舟虎山橋畔，袱被遨游，夜以繼日。” 玄墓山（相傳東晉青州刺史郁泰玄葬于此）又稱元墓山（清代避康熙玄燁諱，改玄為元），是與鄧尉山相連的一座山，北稱鄧尉，南名玄墓，太湖環抱，群山起伏，古代便是探梅勝地。明清之際這里回環百里皆梅，與山水相間，據光福志載：“鄧尉山里種梅為業者，十中有七”，種梅如種谷，這和揚州的“十里栽花算種田”是一個意思。 花開爛漫時，展現一個極為壯觀的場面：入山無處不花枝，平望三十里如雪。有人極度形容說：游人到此“咳吐皆香”。明人形容為：“青山千畝白，流水一春香。種密人難入，開齊夜有光。”康熙３５年（公元１６９６年）江蘇巡撫宋犖題“香雪海”三字，鐫于石壁，這名字與茶名“碧螺春”一樣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以至于使鄧尉聲名大噪。這位后來官至吏部尚書加太子少師的官員，寫下《雨中探梅余于吾家山題香雪海三字》: 探梅冒雨興還生，石逕鏗然杖有聲。云影花光乍吞吐,松濤巖溜互喧爭。韻宜禪榻閑中領,幽愛園扉破處行。望去茫茫香雪海，吾家山畔好題名。 春回大地，蘇州人到了游春玩景的時候。在游玩了天平、靈巖諸山及虎丘、白堤后，便轉向南園、北園，其地正菜花怒放。“而北園尤盛，暖風爛漫，一望金黃。”南園，“在子城西南，今府學后也。”北園，即蘇家園，在閶門內后板廠，清代皆變成場圃，是當時菜花最盛處。清人沈復在《浮生六記·卷二》中有一段關于飲賞菜花的描寫：“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至南園，擇柳蔭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后暖酒烹肴。是日風和日麗，遍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 這樣的田園風光，是需要時間盤桓的，不知不覺太陽落山了，從小路而來的人點亮燈籠乘船回去，“北園春盡菜花香，野蝶飛來都變黃，歸棹齊門看落照，紅燈一道出山塘。” 《清嘉錄》成書后，作者顧祿請人題詞，何桂馨題詞兩首，第一首便是：吳趨自古說清嘉，土物真堪紀歲華。 一種生涯天下絕，虎丘不斷四時花。 按作者所言，題辭是隨到隨編不論社會地位和年齡大小的，何桂馨最先讀到這本書，第一個題詞，于是，翻開這本記載“歲時無殊，而風土各異”的《清嘉錄》，我們首先見到的便是這首詩。 今人來新夏先生評價說：“清代的風土雜著頗多，重要都邑幾乎都有，而以談北京、蘇州者為多……其能以月為序,以節令民諺為題,敘地方風土人情,娓娓詳備,兼能參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當以《清嘉錄》為最。”在這樣一本關于蘇州風土的雜著里，何桂馨把他個人對蘇州最具深刻印象的“虎丘不斷四時花”的地域特色，一下子擺放到人們面前，算是獻給了閱讀者一束芬芳的鮮花吧。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的蘇州亮出了它的繽紛多姿的色彩。 在封建時代，大凡通都大邑人文薈萃、風物繁華的地方，蒔花種草的行當總是比較興旺發達的。何桂馨所說“一種生涯天下絕”，未免有些過譽。蘇州往北不遠的揚州，它的牡丹、瓊花是名滿天下之物，花事極具規模。人說揚州“十里栽花算種田”，便是一種形象化褒獎稱贊。這種生涯活計，應時而生，在北京、杭州、廣州等地都有相當市場。剔除何桂馨對于家鄉花事的夸張性稱贊，所說“虎丘不斷四時花”倒是確切的描繪。 花卉是人類在大自然中最早的審美對象，從新石器時代彩陶的紋飾到歷朝歷代工藝品的圖案裝幀，畫家繪畫，文人詠吟，乃至居家清供，友朋饋贈，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內容。各地的花朝節也就是百花生日，日子各有不同，一般為農歷二月十五，仲春春花最為繁盛之際。蘇州以二月十二為百花生日。這一天蘇州人是這樣慶祝的：閨中女郎剪五色彩繒，黏花枝上，謂之賞紅。虎丘花神廟，擊牲獻樂，以祝仙誕，謂之花朝。 虎丘附近有花神廟，而且不止一座。老廟在桐橋內，明洪武年建，祀司花神像。另一座在虎丘山寺東面，為乾隆四十九年建，祭祀的卻是同時代的虎丘人陳維秀。《花神廟記》記載了立廟的緣由：“乾隆庚子春高宗南巡，臺使者檄取‘唐花’備進，吳市莫測其術。郡人陳維秀善植花木，得眾卉性，乃仿燕京窨窖熏花法為之，花乃大盛。甲辰歲翠華六幸江南，進唐花如前例。繁葩異艷，四時花果，靡不爭奇吐馥。群效靈于一月之前，以奉宸游。郡人神之，乃度地立廟，連楹曲廊，有庭有堂，并蒔雜花，蔭以秀石。” 陳維秀的新技術，對于官家來說，為接待皇上立了大功。對于從事花卉生涯的農人與生意人來說，無疑是傳授了一種發財致富的新技術。周密的《癸辛雜識》的簡要介紹：“以紙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磺、盡培溉之功，然后置沸湯于坎中，候湯氣蒸熏，則扇之微風。經宿，則花放矣。”讓鮮花在一月份開放，這在今天已不足為奇，但在數百年前卻絕對是件相當神奇的事情，當年女皇武則天下令都未能使長安牡丹冬日開放，如此，蘇州人怎能不對陳維秀敬以禮數呢！相比較而言，舊有的花神廟那只是一個虛幻的心靈寄托，而新的花神卻是能給人們帶來實際利益的創造者。自此以后，“冬末春初，虎丘花肆能發非時之品，如牡丹、碧桃、玉蘭、梅花、水仙之類，供居人新年陳設。” 百花生日不僅是花農們的生日，也是種莊稼的農民測量收成好壞的關鍵日子：“土俗以十二日天氣晴朗，則百物成熟。諺云：‘有利無利，但看二月十二。’”這一天，喜好游玩的人紛紛出門：“士女爭先出郊，謂之探春。畫舫輕舟，櫛比鱗集。”民間如此，宮中則另是一樣：“二月十二日為花朝，孝欽后至頤和園剪彩，時有太監預備黃紅各綢，由宮眷剪之成條……孝欽自取黃紅者各一，系于牡丹花，宮眷太監則取紅者系各樹。于是滿園皆紅綢飛揚，而宮眷亦盛服來往，五光十色，宛如穿花蝴蝶。系畢，即侍孝欽觀劇。演花神慶壽事…… 百花生日一到，百花盛開的大幕就拉開了。蘇州姹紫艷紅的春天格外明媚。在這之前，“一樹獨開天下春”的梅花早早地綻放了。探梅勝地，是蘇州郊外的鄧尉山香雪海一帶，這是久負盛名、至今不衰的賞梅勝區。“暖風入林，玄墓梅花吐蕊，迤邐至香雪海，紅英綠萼，相間萬重。郡人艤舟虎山橋畔，袱被遨游，夜以繼日。” 玄墓山（相傳東晉青州刺史郁泰玄葬于此）又稱元墓山（清代避康熙玄燁諱，改玄為元），是與鄧尉山相連的一座山，北稱鄧尉，南名玄墓，太湖環抱，群山起伏，古代便是探梅勝地。明清之際這里回環百里皆梅，與山水相間，據光福志載：“鄧尉山里種梅為業者，十中有七”，種梅如種谷，這和揚州的“十里栽花算種田”是一個意思。 花開爛漫時，展現一個極為壯觀的場面：入山無處不花枝，平望三十里如雪。有人極度形容說：游人到此“咳吐皆香”。明人形容為：“青山千畝白，流水一春香。種密人難入，開齊夜有光。”康熙３５年（公元１６９６年）江蘇巡撫宋犖題“香雪海”三字，鐫于石壁，這名字與茶名“碧螺春”一樣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以至于使鄧尉聲名大噪。這位后來官至吏部尚書加太子少師的官員，寫下《雨中探梅余于吾家山題香雪海三字》: 探梅冒雨興還生，石逕鏗然杖有聲。云影花光乍吞吐,松濤巖溜互喧爭。韻宜禪榻閑中領,幽愛園扉破處行。望去茫茫香雪海，吾家山畔好題名。 春回大地，蘇州人到了游春玩景的時候。在游玩了天平、靈巖諸山及虎丘、白堤后，便轉向南園、北園，其地正菜花怒放。“而北園尤盛，暖風爛漫，一望金黃。”南園，“在子城西南，今府學后也。”北園，即蘇家園，在閶門內后板廠，清代皆變成場圃，是當時菜花最盛處。清人沈復在《浮生六記·卷二》中有一段關于飲賞菜花的描寫：“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至南園，擇柳蔭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后暖酒烹肴。是日風和日麗，遍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 這樣的田園風光，是需要時間盤桓的，不知不覺太陽落山了，從小路而來的人點亮燈籠乘船回去，“北園春盡菜花香，野蝶飛來都變黃，歸棹齊門看落照，紅燈一道出山塘。” 接下來的花信該是玉蘭與牡丹了。牡丹是在谷雨前后開花的花卉，俗稱“谷雨花”。蘇州的牡丹是從河南洛陽移植過來的，早在北宋時代，為宋徽宗負責“花石綱”的朱面是蘇州人，南宋的范成大在《吳郡志》中說：“牡丹出洛陽，頃時，朱面家圃在閶門內，植牡丹數千萬本，以繒采為帷，每花身飾金為牌，記其名。”這是特殊階層人士對牡丹的榮寵，所求的當然也多是名品，民間百姓則以“玉樓春"這樣價廉而又易于培植的品種作為玩賞對象。種植牡丹的花農，“ 率皆洞庭山及光福鄉人。花時，載至山塘花肆求售。”而“郡城有花之處，士女游觀，遠近踵至，或有入夜，穹幕懸燈，壺觴勸酬，迭為賓主者，號為花會。”蘇州人對牡丹的喜愛到了如癡如狂的地步，對于美的認同和欣賞，不是唐高宗、武則天帝王將相和豪門貴族的權利，也是普通老百姓熱愛生活的標志。 在花卉樹木的移植和品種侈求方面，朱面是不能不提及的特殊人物。北宋年間設蘇杭應奉局，奸相蔡京命朱面管理，搜羅各種花石樹木運到京師，供宋徽宗賞玩。“雪海一番風信過，武丘再訪玉蘭房”的玉蘭房，在虎丘山后，內有一棵名冠吳中的玉蘭古樹，相傳就是他從福建移植過來的，因為沒有來得及進貢，汴梁就已失守，于是棄擲于此。這是一株奇特的花樹，明代天啟年間曾為大風摧折，但頑強存活下來，花開之時，爛漫如雪：“歷宋元明及清代，七百余載仍蕃鮮。干似虬龍根似鐵，花開色較蕃厘白。遺恨銜歸五國城，濃蔭覆近千人石。”一株大樹就是一個游玩欣賞的景點，也是歷史的回顧面。朱面靠逢迎皇上，投靠蔡京而暴富天下，死后清理田產竟有三十萬畝之多，簡直駭人聽聞。 不論是牡丹花肆求售，還是賞花買笑，都離不開閶門外七里山塘。山塘作為旅游勝地，同時是吳郡集中體現民風鄉俗的地方，歷史沿襲有“三會三市”之說：清明、七月半、十月朝為三節會，春為牡丹市、秋為木樨市、夏為乘涼會。圍繞這些會節，滿足人們對花卉的需要。虎丘、山塘一帶花店迤邐相連，綠水橋西的馬營弄是一片花圃，斟酌橋東的花園弄口成為花卉市場，形成了名副其實的“七里山塘花市環”的市場格局。 《桐橋倚棹錄》記載了這個盛況：“每晨曉鴉未啼，鄉間花農各以其所藝花果，肩挑筐負而出，坌集于場。先有販兒以及花樹店人擇其佳種，鬻之以求善價。馀則花園子人自擔于城，半皆遺紅剩綠”，里面的木樨徑，多為養花藝匠所居，遍地種桂，高下林立。清中期莫家浜一帶桂花尤盛。長涇的古香村的居民多培植玫瑰、桂花為業，春末秋半，香氣襲人，整個山塘“紅紅白白滿桐橋”。對此，《虎丘竹枝詞》說得非常絕妙："苔痕新綠上階來，紅紫偏教隙地栽。四面青山耕織少，一年衣食在花開。” 這是附著于農業的副業生產，是相對于花農說的，是為酒館茶樓、說唱逗謔、冶游祭祀等消費文化鑲嵌上的曼妙的花邊，也是江南富庶地區人們多姿多彩生活的反映，難怪唐伯虎不無矯情地說：“江南人盡是神仙，四季看花過一年。” 這就是“虎丘不斷四時花”的一個很重要的內涵，也是整個蘇州城花草樹木繁盛景況的寫實。在光福香雪海的西北山坳中，今日窯上村，桂花連山遍隅，秋天一到黃色的花蕊滿綻在綠葉之中，香氣襲人，它的規模可與杭州西湖邊著名的賞桂勝地滿覺隴相媲美，其桂花產量幾近全國產量的五分之一。對于桂花木樨，《清嘉錄》援引范成大的說法：“桂，本嶺南本，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始有種植。”也因為“將花之日，必有數日鏖熱如溽暑，謂之‘木樨蒸’，言蒸郁而始花也。”桂花盛開，蘇州就到了“木樨市”的時候了，“男女耆稚，極意縱游，兼旬始歇。” 山塘和虎丘一帶花農特多，進行自產自銷外，同時還是一個花卉的跨省際的交易市場，更多的花卉品種和更充分的花卉貨源，保證了虎丘花卉的四時不斷。《清嘉錄·卷六》這樣記敘： "珠蘭、茉莉花來自他省，熏風欲拂，已畢集于山塘花肆，茶葉鋪，買以為配茶之用者，珠蘭，輒取其子，號為‘撇梗’。茉莉花，則去蒂衡值，號為‘打爪花’。花蕊之連蒂者，專供婦女簪戴。虎丘花農，盛以馬頭籃，沿門叫鬻，謂之‘戴花’。零紅碎綠，五色鮮濃，四時照映于市，不獨此二花也。至于春之玫瑰、膏子花，夏之白荷花，秋之木樨花，為居人和糖、舂膏、釀酒、釣露諸般之需。百花之和本賣者，輒舉其器，號為‘盆景’。折枝為瓶洗賞玩者，俗呼‘供花’。” 這種長途跋涉的花卉交易買賣，在明末就已具相當規模，明人王稚登（公元１５３５１６１２）《虎丘花市茉莉曲》，具體而又生動的描繪了這種情況：“章江茉莉貢江蘭，夾竹桃花不耐寒。三種盡非吳地有，一年一度買來看。”“贛州船子兩頭尖，茉莉初來價便添。公子豪華不惜錢，買花只揀齊屋檐”。“賣花傖父笑吳兒，一本千錢亦太癡。儂在廣州城里住，家家茉莉盡編籬。” 閶門外的山塘、虎丘以及通往楓橋的十里水路，帆檣云集，米船主要泊匯在上津橋、楓橋一線，而花船則艤塞在山塘河，所謂“花船盡泊虎丘山”。蔣寶齡《吳門竹枝詞》也說：“蘋末風微六月涼，畫船銜尾泊山塘。廣南花到江南賣，簾內珠蘭茉莉香。” 這樣繁忙的局面，到清代中后期依然沒有太多的改變，珠蘭、茉莉等熱帶花卉來自閩、粵南方，它的市場需求很快便為蘇州人所了解，因而也迅速移栽成功，珠蘭、茉莉、白蘭、玳玳成為蘇州著名的地方土特產。長于顧祿的石韞玉的《山塘種花人歌》描繪了這種生涯活計：“江南三月花如煙，藝花人家花里眠，翠竹織籬門一扇，紅裙入市花雙鬢。山家筑舍環山市，一角青山藏市里……花田種花號花農，春蘭秋菊羅千叢……司花有女賣花郎，千錢一花花價昂……雙雙夫婦花房宿，修成花史花蔭讀……青衫白袷少年郎，看花不是種花者！” 蘇州私家園林之多，明清之際有１００多座，與其毗鄰的長興、杭嘉湖平原一帶還有不可勝數的聞名全國的各種各樣的園林。它們的藝術格局和風格特點，離不開樹木花卉和盆景山石，對花木數量、品種以及園圃技藝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這是蘇州花卉市場幾百年長盛不衰賴以存在的社會背景。另一方面市民實際生活的需要，特別是閨閣以花為妝飾，還有窨制花茶的需要，都給蘇州花卉業的發展注入了永不衰竭的動力。 吳城大家小戶婦女，多喜簪花，形成一種風俗就是“戴花”，也叫鬢邊香，歌妓船娘尤一日不可缺少，“曉起買花簪滿鬢，粉妝玉琢坐船頭。”能夠簪花的品種，據記載春天有紅綠白梅等１３種，夏天有珠蘭、石榴等１４種，秋天有鳳仙、菊花等５種，冬天有山茶、蠟梅等四種，都是以朵來算錢的。除了戴花，還有插膽、瓶、盂缽的家庭供花，以及制作用于銷售的花籃。扦插花籃的花，有木香、山茶、玫瑰、蠟梅、梅花、桃花，更多的則是茉莉花。南宋大詩人陸游有兩句著名的詩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他描寫的是臨安的生活場景，吳越習俗相似，吳中小販買賣花卉的情況也相似。 茉莉花的大量消費，除了婦女的簪戴和人家的清供，這是少量的，多數為窨制花茶（配茶）的需要。蘇州盛產茶葉，東山、西山、虎丘均有大片茶園，它的附近地區，如金壇、宜興，鄰省的安徽、浙江、江西也有大量茶葉輸入，市民對茶葉的消費非常驚人，“上午孵茶館，下午孵混堂（浴室）”。花茶，“茶引花香，以益茶味”，就是窨花茶，又稱香片、熏花茶，主要銷售到關東、西北、華北地區。其中以茉莉花茶為冠，其次玳玳花茶、珠蘭花茶、白蘭花茶，還有木樨花茶、梔子花茶、蠟梅花茶等，可以想見它們對花卉的需求量之大，當然也促進了花卉種植業的繁榮昌盛。 如今，當我們乘火車從北往南駛近蘇州，遠遠地便望見虎丘塔時，低下眼簾可以見到鐵路兩邊連綿不斷的花房和無數盆栽茉莉、白蘭花，匆忽之間就有了一種芬芳四溢的感覺，下意識里就知道人間天堂不遙遠了。花卉給了蘇州以色彩和芳香，也給久遠的歷史以青春美麗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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