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總督漕運部院遺址公園

漕運是王朝興衰的命脈據《辭海》釋：漕運者，水道運糧也。水是人類的起源，漕運是王朝興衰的命脈。因此，歷代統治者都開鑿運河，以通漕運。可以說，水治好，漕運通，國富強。反之，則國衰敗。春秋戰國時，吳王夫差開鑿了邗溝，爭雄稱霸一時。戰國后期，秦國異軍突起，消滅山東六國，一統天下。秦統一的時間雖十分短暫，但其出于戰爭運軍餉的需要，所鑿的河渠，卻在中國水運、漕運史上發揮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西漢時大規模開挖運河，漕運暢通，因此，國力強盛。而東漢不注重開挖運河，甚至連前人開挖的運河也被淤塞，漕運不暢，國力就不強。三國時期，曹操既是魏晉時期最杰出的政治家，更是位善于將開挖運河以通漕運、用于戰爭運輸的杰出軍事家和指揮家，他是中國歷史上首位在黃河以北地區大規模開挖運河以通漕運的人。隋煬帝為鞏固其全國統治地位，大力開挖運河，發展江淮漕運，增強國力。隋文帝開皇4年(584年)到隋煬帝六年(610年)20余年間，充分利用過去開鑿的運河和天然河湖，先后開鑿了通濟渠、永濟渠，并重修了江南運河，終于鑿成和疏通了以國都洛陽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達浙江余杭，長1782公里，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二市，溝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酌京杭天運河漕運。促使隋統一中國，并為唐宋昌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正如人們所說，隋朝開河，唐宋漕運受益。唐高祖李淵，特別是唐太宗李世民，把疏通運河、以通漕運當成洽邦興國的基本國策，促使關中成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盛極一時。隨著時間的流逝，唐王朝后期，統治者疏忽了對運河疏通治理，漕運不太暢通，因而國力隨之衰弱。宋王朝統治者很重視對汴河、惠民河、廣濟河、金水河以及江淮運河、河北運河、江南運河等主要河道的治理，把江浙、兩淮、荊湖等南方地區與河北、東京、京西以及京畿一帶等北方地區連接起來，漕運暢通，國力大大增強。南宋金人入侵，戰亂不止，偏安杭州半壁，仍不忘疏通運河以供漕運。金元明清四朝建都北京，更進一步開鑿運河溝通河北、山東運河河道以南接江準各地。尤其是忽必烈，開鑿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等河道，遂使大運河直貫南北，把南北各大經濟區直接連接起來，成為中國運河變遷史上自隋以后又一次重大轉變，奠定南北京杭大運河的基本走向及規模，促使明清成為漕運的最盛時期。綜觀歷史，南北大運河的漕運暢通與否，對歷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局勢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運河的開鑿，漕運暢通，無不是圍繞著鞏固和強化皇朝統治而展開的。每一代皇朝統治者都想借運河漕運暢通，總攬大局，駕馭全國。特別是元朝實現全國統一后，直至明清，再沒出現大的分裂。有關總督漕運部院史料歷史上曾主管全國漕運的惟一機構總督漕運部院，位于淮安市楚州區城區中心，占地約三萬平方米，與楚州區標志性建筑鎮淮樓、淮安府衙大堂在同一條中軸線上，它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興衰的歷史見證，更是華夏文明的一大奇跡。從東漢末年到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戰亂頻繁，百姓大量南逃，因而促進了江淮、江南等地的經濟迅猛發展，江南財富在歷代財政收入中占有極大的份額。到了明初，雖海陸兼運，但大量財富都是通過大運河南北運輸的。淮安楚州是南北水運樞紐，東西交通的橋梁。據《重修山陽縣志》載：“凡湖廣、江西、浙江、江南之糧船，銜尾而至山陽，經漕督盤查，以次出運河，雖山東、河南糧船不經此地，亦遙稟戒約。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陽實屬咽喉要地也。當時，千萬艘糧船銜尾而至淮安楚州由末口入淮北上。糧船卸載之后，再從河下裝滿鹽運往南方各地。這樣既解決北方糧米缺乏之苦，又大大緩解南方糧食年年豐收，食用不完，米價很低，百姓苦于“米贏而錢絀的既南糧北調、北鹽南運都要途經淮安楚州，使淮安楚州成為漕運、鹽運集散地，客觀上形成了在漕運史上的特殊地位。自隋起，朝廷在淮安楚州設漕運專署，宋設江淮轉運使，東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師，明清在這里設總督漕運部院衙門，以督查、催促漕運事宜，主管南糧北調、北鹽南運等籌運工作。淮安特殊的地理位置，促進了淮安的繁榮，特別是商業十分發達。漕運總督機關設在這里，駐有大批理漕官吏、衛漕兵丁。漕船到達這里后，需接受漕臺衙門的盤查，千萬艘糧船的船工水手、漕運官兵在此停留，南來北往的商人在此進行貨物交易，旅客也在此盤桓，更加之在這里設常盈倉兩處、常平倉兩處、預備倉三處、莊倉五處hellip;hellip;更大大提高了淮安的商品需求量，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當時這里城內外店肆酒樓鱗次櫛比，“市不以夜息，十分繁盛。正如邱浚詩曰：“十里朱旗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時休。揚州千載繁華景，移在西湖嘴上頭。總督漕運部院衙門是朝廷的派出機構，總督都由勛爵大臣擔任，明景泰二年(1451年)始設漕運總督于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明陳王宣、李肱、李三才、史可法；清施世綸、琦善、穆彰阿、思銘、楊殿邦等人都先后在這里任過漕運總督之職，漕運總督權力顯赫，不但管理漕運，而且還兼巡撫，因此也稱漕撫。部院機構龐大，文官武將及各種官兵達270多人；下轄儲倉、造船廠、衛漕兵廠等，共約20000多人。 部院衙門始建于宋乾道六年(1170年)，由錄事陳敏興修，元為淮安路總管府，元三十年(1293年) 阿思重修，明洪武元年(1368年)淮安知府范中政建淮安府署，洪武三年(1370年)知府姚斌改為淮安衛指揮使司，成化五年(1469年)通判薛淮重修，嘉靖十六年(1537年)督御史周金在城隍廟東新建督察院，隆慶五年(1571年)知府陳文燭將此重修，萬歷七年(1579年)都御史云翼將淮安遷往城隍廟東，移總督漕運部院于此。當時，建筑規模宏偉，有房213間，牌坊3座，中曰“重臣經理，東西分別曰：“總共上國、“專制中原。中軸線上分設大門、二門、大堂、二堂、大觀堂、淮河節樓。東側有官廳，書吏辦公處、東林書屋、正值堂、水土祠及一覽亭等。西側有官廳、百錄堂、師竹齋、來鶴軒等。大門前有照壁，東西兩側各有一座牌坊。以上建筑，皆毀于上世紀40年代。房基、礎石仍存。更值得一提的是衙門前有一對纖塵不染全國罕見的白礬石的石獅。據說是元代波斯(今伊朗)進貢的兩對藝術價值極高的石獅，一對運送京都，一對被國舅留在淮安。可惜這對石獅在“文革中被當成“四舊砸成碎片。漕運是何時終止的決定朝廷財政命脈的漕運，開始于春秋，發展于秦漢，昌盛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它與時光老人攜手紅紅火火、風風光光地走過了2300多年，來到了大清朝。清沿襲明后期漕政多弊未改，直至乾隆中末期，政治腐敗，導致漕政迅速敗落。加之道光年間，運河淤塞，漕政弊壞。一是漕弊積重難返。首先，漕糧征收時州縣官吏勾結豪紳勒取無度，花樣百出，名目繁多，損公肥私，嚴令不止。據《上海縣續志》記載：清道光八年(1828年)，折色嚴重，每石折銀四五兩不等，按時價計算，三石之米完一石之漕。“每辦一漕，額多之州縣官立可富有數十萬之巨資。害得貧民百姓苦不堪言。其次，漕糧押運途中陋規重重，“水次陋規，收刮太多，船未離次，已費五六十金；“過淮陋規，主要有“積歇、攤派、投文過堂等諸費。往往一過淮，每幫漕費五六百金至千金；“抵通陋規，色名更繁，一粟必費十余金；“過壩陋規，每船必花十金；“交倉陋規，每船又花數十金。以上種種陋規弊病，使“民生日蹙，國計益貧。民眾苦不堪受，以至鬧漕、哄漕、抗漕，加劇了清朝經濟危機。二是河政迅速敗壞。首先沿河陷入惡性循環，道光初年，漕運處于癱瘓狀態。其次，河員玩忽職守，貪污成風，清朝政府不得不改辦海運；再次雇商海運漕糧，遭漕運派反對暫停，仍用運河漕運，后又用海運，因運道千瘡百孔，運糧不過十幾萬石、二十萬石，最多一百八十余萬石，漕路日趨衰敗，最后全線斷航。清光緒年間，據《光緒政要》載：如停漕將竣河工費、辦漕經費、辦漕官俸等項節省，“國家歲省數萬開銷，反多數百萬盈羨。薛福成云，停止漕運各項節省合計為銀1000萬兩以上。那時，鐵路建成火車運載，航線開通，飛機通航運輸。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庚子賠款及巨大軍俸餉等開支，不得不于該年正式頒布停漕改折的命令：“著自本年開始，直省河運海運，一律雙征折色，責成各督、撫等認真清厘，節省局費、運費等項。悉數歸公，以期匯成巨款。清實際從江浙歲運漕糧一百萬石至天津，然后，改由鐵路火車運到京倉，以維持其封建統治。漕運既停，因征運漕糧而設置的衙門、衛所等機構也逐漸革除。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裁撤漕運總督及各省糧道等官。當時，漕運已停，海運一直拖到辛亥革命爆發，才伴隨著清王朝的復亡而告終。總督漕運部院是逐漸被拆毀的總督漕運部院究竟是怎么被毀壞的呢？說法不一。有人說是三十年代被日本飛機炸毀的，也有人說是被逐漸拆毀的。日本飛機首次轟炸淮城是1938年5月23日（農歷四月二十四日），上午10時左右，三架敵機竄到淮城上空，低飛盤旋尋找轟炸目標，它突然向繁鬧的南門俯沖下去，發出震耳欲聾的怪聲，隨即投下一枚重磅炸彈，炸毀了雄偉壯觀的“迎熏城門樓，城門里二三百人皆無傷亡。另一枚炸彈，丟在玉器巷悅來客棧及醬園店處，死傷左六人、毀房三四間。第二次轟炸是1938年5月24日(農歷四月二十五日)，上午9時許，防空警報剛響，12架敵機低空盤旋淮城上空，從東南角向城里俯沖下來，一個接一個地投入重磅炸彈，從鎮淮樓到南門內外，到處是彈坑，躲在體育場防空洞里100多人被泥土壓悶而死，這次轟炸計死傷三四百人，同時敵機還用重機槍將漕運大門前西石鼓及東石獅西爪打穿。第三次轟炸是6月15日(農歷五月十八日)，下午5時許，6架敵機從東北低空飛臨淮城上空，這次主要轟炸城東南金畫寺巷、鍋鐵巷、繆家巷、百姓巷、太平街(綠愛亭小滄洲茶館)、三角橋等，頓時硝煙彌漫炸死炸傷五六十人。這三次日機對準城轟炸，根本未炸到漕運大堂二堂。也就是說，人們說總督漕運部院是三十年代被日本飛機炸毀的是不成立的。那么，人們還說是逐漸被拆毀的，又有什么根據呢?筆者帶著這個問題走訪了當時住在院門口(即漕運部院門口)或在院門口做生意現已八九十歲的當事人。現82歲酌何紹雄和已68歲的戴奇兩伍老人回憶說：漕運大堂二堂是解放后(指1949年)，被我們自己拆除的。但絕大多數人卻認為是1945年10月淮城解放時被拆除的：油漆過漕運大堂牌子的現83歲的老人陳文懷回憶說：總督漕運部院大堂是1942年或1943年冬被偽縣長沙貴章、維持會長劉寶善叫人拆除運走了，磚瓦在漕運部院東西兩邊各蓋10間簡易房子作菜肉市場，木料運去造炮臺了。家住金畫巷的現87歲的王孝和老先生回憶說，他親眼目睹總督漕運部院大堂27路房梁，是1944年秋天被二黃吳獨膀(吳漱泉)及偽縣長沙貴章手下賣給鄉下人拆除運走了。現67歲的屠兆福、現83歲的汪樹榮、現79歲的李壽松、現71歲的陶茂春、許鎮南等老人皆回憶說，是1945年9月至10月間淮城第一次解放時拆除的，材料用于擴建體育場及運到鹽城去了。當年在總督漕運部院、新四軍華中司令部及華中局當瓦工頭子、現年88歲的黃世君老人回憶說，總督漕運部院大堂二堂后邊的大觀樓早在1928年前后被上坂小學邵校長拆了，二堂在大堂前損壞了，但還能住人。1945年深秋新四軍打過來，打仗需要手榴彈用，便拆除了大堂及有關廟宇，木材皆運到鹽城軍部造手榴彈柄子了，為打敗國民黨立了新功。其余房子據1998年2月版《淮安市志》731頁記載：淮安體育場始建于民國初期，場址在原總督漕運部院東側后花園內，占地1萬平方米hellip;hellip;民國十二年（923年）建百米跑道、半個球場、一個籃球場hellip;hellip;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4月，為紀念新四軍軍長葉挺，由新四軍軍部和淮安抗日民主政府撥款擴建了體育場，拆除了總督漕運部院的部分房屋，新建了300米圓形跑道和司令臺，擴建了足球場、籃球場、乒乓球室、辦公室。體育場更名為“葉挺體育場。新中國成立后改為準安體育場。綜上所述，總督漕運部院的毀滅，是上世紀四十年代逐漸被拆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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